书名：清国史
编者：清国史馆
卷册：十四册
大小: 1.28G
清晰度：中高可辨
介绍：《清国史》，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由十一个本纪、十四个志、一万四五千人的传记组成。人们知道它，是近两年的事，相信以后它将越来越为读者所了解。本书作者在图书馆浏览它，所读不多，有待于来日补课，现就印象对其绍述一二，并与《清史稿》有所比较。
（1 ）清国史馆的著述汇编
清朝国史馆负责王朝历史的编纂，写作纪、志、表、传诸种体裁的史书。此系日常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即一个时期的某种史书完成，经过御览，成为定稿，过一段时间，再奉命续修一部，这样就形成若乾种不同体裁的史籍，但是在一个王朝延续期间内，国史馆不会编纂纪传体的王朝史，换句话说，国史馆所写成的只是纪、志、表、传分体的著作，不会有一代王朝的全面通史，而这一类著作，通常是下一个王朝为被其取代的前朝去作，所以清国史馆不可能写出有清一代的纪传体通史，《清国史》不会是一部完整的清史，而只可能是具有该王朝历史的分体的书稿。这样说，固然是根据修史制度而言，更重要的是现存《清国史》的实际状况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的。
《清国史》的本纪，只写到同治朝，光绪朝的未完成，仅有资料长编的“编年”，宣统朝则付诸阙如。况且各个本纪正文前均置有《凡例》，与二十四史本纪的不载凡例有别。
《清国史》有“志”十四种，各志体例不一，名称不统一，所叙述的时间长短不一，质量参差不齐，《艺文志》、《皇朝职官志》、《天文志》等开篇有《修辑凡例》，《选举志》、《舆服志》、《皇朝刑法志》等则没有凡例，志多有序，而《仪卫志》，既无凡例，也没有序言。在志的名称上，有的又冠上“皇朝”字样，可见其不规范。而且这一名词的使用，可能标志刑法志、职官志都是独立成书的。至于各志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起始都是清初，不存在差异，但截止年份则全不一致。《皇朝职官志·修辑凡例》云：“沿革载至嘉庆二十五年止，此后复有更定者，俟续纂时增入。”（第4册第760页）直接了当地告诉读者，它仅记录嘉庆朝以前的官制，不可能指望它能提供道光以降的官制情况。《艺文志·修辑凡例》云：“艺文志，旧五卷，今续辑为八卷，首二卷。”（第4册第739页）新、旧志各系何时所修，本书作者尚不知晓（旧志疑为乾隆朝或前此所修，新志疑为嘉道时修纂），但从中可知艺文志有过两次编写，后一次也是例行修纂，非为总结有清一代之艺文。《皇朝刑法志》系按朝年编写，起于顺治朝，止于嘉庆二十五年。《选举志》对于光绪后期的废科举、兴学校，无所反映。《天文志》、《乐志》也都说的是嘉庆以上的事。这些现象表明，各种志书兴修时间不一，续修情况不同，出现在《清国史》的时代面貌就不统一了，而没有写到清末，则是共同的。
《清国史》的传，更是不断地编修，体例也不尽相同。《国史宗室王公传》卷首，包含谕旨、圣制文、圣制诗各一份，谕旨系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圣制文为嘉庆帝所撰。以上谕、御制文开篇，是王公传已构成专书，但这种卷首不合纪传体史书的列传体例。大臣传分出正编、次编、续编、后编和新办大臣传数种，儒林传由儒林全传、儒林传、儒林传后编三部分组成，忠义传内含正编、次编、续编、后编和国史忠义划画一传档现办、新办已进、新办未进七个部分。名称的差异，说明修纂的时间不同，其《新办国史大臣传》含有五百余人的传记，人物首起李鸿章、阎敬铭，终于张之洞、黄忠立，是咸同光时代的人，篇幅很多，印了整整一本书，可是未作分卷，显然是未定稿。忠义传的现办、新办已进、新办未进，从名称已可知是未杀青之作。所写人物的生存时间，以《后编》说，计有六十卷，每卷目录前写明传主死事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其第五十三卷云：“同治五年至十二年在贵州剿苗匪阵亡。”最后一卷谓：“光绪八年九年以剿办贼匪积劳病故。”可知传主生存期不晚于光绪。《忠义传新办未进》最末一人为赖高翔，咸丰年间死事于江西广信。所以进入忠义传的传主多是生活于光绪前期以前的人。
上述诸种情形，使人对《清国史》产生的印象是：体例上不完全符合纪传体史书的规范；各部分文字形成的时间前后相差甚大，且无统一修订；从而内容不完整，清代后期的许多制度、事件和人物活动没有反映；写作目的是为本朝（清朝）作历史记录，是颂扬朝廷盛德和表彰臣工，但在客观上为异日完成一部王朝史作出了多方面的文献准备；这些文献含有纪、志、列传等文体的专门著作，因系国史馆所制作，并为其所保存，甚至它们可能置放于一个专类档案中；归结而言，现在问世的《清国史》是清朝国史馆陆续纂写的纪、志、传诸种文献的汇集，原来并非一部书，只是今人将那些置于一处的成部和散篇著述汇合在一起印成一部书。因本书作者所掌握的信息甚少，不知所说是否有点道理，殊不敢自信，书此以求教于方家。
（2）抄录与出版
清国史馆的诸种著作，当北京清史稿修书时被从原来的库房调出，作修史参考。近代有名的藏书家、嘉兴刘承乾闻知清史馆有清朝的历朝实录和本纪、志、传，就商于馆长赵尔巽，愿赞助该馆经费，请其倩人代钞上述诸书，双方达成协议，于1923年钞出历朝实录和《宣统政纪》，而“《清国史》传钞，始于1924年夏，完成于1928年夏，前后历时五载，其间以钞费挪用、史馆易人、政局动荡等原因，钞书曾经中断，若非刘氏力促并增付酬金，《清国史》传钞几于功败垂成。”（吴格：《清国史影印说明》）钞成之后，刘氏将《清实录》和《清国史》视为珍贵秘藏，虽在抗战动乱期间，亦随身保藏，未受损失。迨至五十年代中，《清国史》转让给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
九十年代，复旦大学图书馆与中华书局编辑部合作，将刘氏嘉业堂钞本影印，为省篇幅，取缩印法，排为上、下双栏，并添印边栏，新编页码，分装成十四册。以上说明，参阅吴格文，兹将该文附录于后。（【附录11，6页】）出版者还制作《清国史本纪传人名索引》，收录纪传（本传、附传）人名一万五千余条，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另附笔画索引，人名下注出传文所在卷名、卷次，在影印本的册次、页次及上、下栏。
（3）《清国史》的卷目
卷目反映内容，本书不拟对《清国史》的内容作全面绍述，故对卷目略有所陈，读者自可想见其内容概况。
本纪，自太祖朝起，迄穆宗朝止，其中高宗朝分量最大，达六十二卷，此不足怪，而穆宗朝次之，有五十四卷之多，大约是有所谓同治中兴的缘故吧。另有德宗编年。
志，有十四个项目，食货志、地理志篇幅均在二百卷以上，而仪卫志、舆服志、河渠志皆各四卷，选举志也只有六卷，所以各志内容多寡颇不平衡。
传，含有王公传、大臣传、循吏传、孝友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究竟全书内容概貌如何，请看其总目。（【附录12，2页】）
全书的内容，以传记最多，约占该书的四分之三篇幅，志有二百余万字，与其他纪传体史书一样，本纪的分量略少些。
《清国史》缺少通常纪传体史书所应有的“表”这一大类；本纪无宣统朝；与《清史稿》相比，志类少灾异志、交通志、邦交志；传类没有列女传，至于不像《清史稿》有畴人、艺术等传的名目，但在文苑传含有这方面人物。
（4）传记史料
《清国史》的传记还不能称为第一手史料，因为它是有所本而作，且其所据的传文，有许多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是它对于《清史稿》而言，则是后者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又可称作第一手资料，于此可知其史料价值之不一般。
全书各传所收人物，总计达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四人，数量之巨，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稿》可谓鼎足而三。前已说过，《清史稿》舍弃了清国史馆传记一千二百份，于是在《清国史》中的人物传记，《清史稿》少的甚多，如第十一册的《新办国史大臣传》中的文秀、容贵、广忠等人，在《清史稿》里没有传记，连顺无传，仅在表里有其任职的记录。第十一册《循吏传》卷六有白云上传，《清史稿》无，可能因其为武官之故；卷十一有沈鎔经、李景祥传，《清史稿》亦无；卷二有蒋伊传，《清史稿》无传，仅提到他一点事。第八册的《大臣画一列传次编》卷133有李清芳传、谢溶生传，《清史稿》皆无传，也是在部院大臣表里出现他们的任职。是否他们没有可以叙述的史事呢？亦未见得。李清芳，乾隆元年进士，五年任监察御史，次年以捐例既停，建议未授职的只给职衔顶戴，停其铨选，乾隆帝以他不识大体，严加申饬；次年，以夏灾例不赈济，而影响夏种秋收，要求给予赈济，得到批准；九年奏请宽奉天等处海禁，亦获准行；同年奏大臣等保举主考人员四十九人，江浙两省占二十人，而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五省无人，不无有弊，请对被举人员进行考试，乾隆帝认为他因不在保举名单，怀私而有此议；十年湖广总督疏请将捐监事例的捐粮改为捐银，李氏认为不妥，恐遇荒年无粮赈济，皇帝采纳其议，不作更改；同年，以秋审情实案犯过多，有伤好生之德，乾隆帝以其所见迂谬，严予申饬；十三年升刑科掌印给事中，二十年迁兵部右侍郎，二十二年因一个九卿会议中的错误，降二级留任；两年后，以其父年老，命其原品休致，回籍侍养。李氏身为言官，履有奏议，虽有对有否，尽了言责，是有事可写的。其事详见附录。（【附录13，1页】）谢溶生，乾隆十年进士，十三年授职编修，二十年擢侍读学士，提督山东学政，奏各学增广生俱有定额，应及时补充，不得压积，得到乾隆帝赞同；二十四年调江西学政，次年参奏江西巡抚阿思哈婪贿派累，经皇帝派尚书前往，查实治罪；二十六年密奏童生李雍和狂悖事，乾隆帝以其不同疆臣合作，怀私邀功，传旨申饬；三十三年任太常寺卿，奏所属赞礼郎、读祝官由监生、官学生出身者保送抚民同知、通判，亦照理事同知、通判例，历俸三年，方准保送，得旨允行；三十八年署礼部尚书，寻被参大祀时偷安不敬及失察家人索诈，革职，发伊犁效力，五十五年释回。（【附录14，1页】）事迹不是很多，也还是有一些。《循吏传》卷十一沈鎔经传，传主为同治七年进士，九年任江西贵溪令，次年以获盗出力，下部优叙；十二年调上饶知县，逮捕以吃斋为名聚众谋反的民众首领；召健讼诸生读书官舍，使他们感愧知自爱；官至广东布政使。同卷李景祥，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任奉天广宁令，处理传教士、教民与百姓的争执较得体，对光绪二十六年俄国侵略军与土匪勾结、二十八年当地六和拳再兴的事务，作出处断。（第12册第227页）《清国史》中一些传记，写得简单，基本上是履历加一点事情，如《新办国史大臣传》的寿昌传，除了他从笔帖式，升至兵部右侍郎的履历，只写了两件事，一是同治帝死后，随同礼亲王世铎等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二是当崇厚与俄国议和失当议斩时，奏请量予减等。（第11册第97页）同类传里的巡抚邵友濂传，履历而外，内容更是贫乏。（第871页）
《清国史》与《清史稿》同有的传记，互有详略，不可偏废的情况，亦存在着。《清国史·宗室王公传》卷十延信传，写传主于康熙五十七年随从抚远大将军允
题西征，五十九年为平逆将军，进军西藏，平叛立功，晋封辅国公，雍正五年以二十大罪被幽禁。写其立功事有实迹，二十罪状则一一列出。（第5册第126页）《清史稿》卷219 延信传，对《清国史》的上述二事记之不详，但择录了康熙帝对他的褒扬诏书。（第30册第9048页）所以两书的载笔互有详略，大学士蒋廷锡的传记同样表现出这种情况。《清国史》对其在康熙朝入值内廷，随从康熙帝巡幸，受宠信，以及雍正八年皇帝大病时参与处理机密事务，都有记叙，（第5册第1042页）而《清史稿》对此忽略，全然没有涉及，但记录他对加强府县学教育的建议。（34册第10250页）这种互有不同重点的叙述，作为一本书不是好事，然而见于两部书，则是互为补充了。
《清国史》的传记，大多写到光绪前期的人物，而《清史稿》则写至清朝终结，加之内容的互有详略，所以两书具有互补性，那一部也不能取代另一部，因而都不能废弃。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将这两部书结合着阅览。
（资料来源：《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