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瓦特改良（改良，不是发明）蒸汽机，人类开始进入了蒸汽时代。后来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到动力推进方面，出现了蒸汽机车、蒸汽火车、蒸汽轮船。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就是所说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英国很快成为世界的霸主，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抢占商品市场，强占原料产地，拓展殖民地，成为了“世界工厂”。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呢？1757年乾隆皇帝平定天山大小和卓叛乱，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自封为十全老人，骄傲自大，自认为“天国物产丰盈，无须与外国互通有无”，这样，上行下效，地方吏治也是奢侈贪污腐化，一样的视英国人为蛮夷，外国使节邀请大臣福康安观看火器表演时，他不加理睬，认为只是西洋人的小把戏。这一切的一切透露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坚持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仅广州十三行与外国有通商关系。此时，外国侵略者已经有了侵略中国市场推销鸦片的野心，而从乾隆后的大清皇帝，不是目光短浅，就是懦弱无能，要么就是有心无力。清王朝自乾隆朝的“回光返照”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无休止的起义、刺杀、闭关自守使得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而这个时候，欧洲大陆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签定《南京条约》，开始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倒巨贪、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都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吧。
科学？受到统治阶级八股取士的政策的影响（这种考试制度，目的在于把考生束缚在封建思想之中，禁锢人们思想），清朝的科技乃至值得自豪的文学发展都受到影响，人们受文字狱等禁锢，无奈投入到考证、注释、编辑著作的工作中以求自保（建议看一下纪晓岚、刘墉之类的生平就明白了）科技发展严重滞后，几乎可以说没什么影响世界的科学成就。经济上，江南地区纺织业里出现了一种雇佣关系，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发展仍在徘徊中，封建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这个和古代的赋役制度有关，古代农很有地位，所谓士农工商）。中国无论政治、经济、科学都受到严重阻碍！鸦片战争前，林则徐、魏源等人呼吁向西方学习，最早设立了专门翻译外国著作的译馆，介绍西方文化，主张开眼看世界。可以说是最早放下天朝架子看世界的人。再后来，慈喜太后同意李鸿章进行洋务运动，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开办了军用工厂，后期开办了民用工厂。但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因此“拉下了帷幕”。光绪帝时期，开始了康梁的维新变法。才建立了有名的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学会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因为慈喜等人的破坏，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一直是奴颜婢膝。丧失了国家很多的主权。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一度企图侵占中国的台湾，但因为遭到台湾军民的坚决抵抗而告失败，法国远东舰队随即开始了对台湾的封锁，以断绝台湾守军的外援。初战告捷后，为防法国鱼雷艇偷袭，南洋三舰统帅吴安康派出3艘舢板，各装1门格林炮，在镇海口外彻夜巡逻。3月2日晚8时，法国鱼雷艇果然前来偷袭，遭到巡逻的舢板痛击，狼狈逃出。3月3日上午，1艘法国军舰再次袭击镇海口炮台，遭到中国守军猛烈炮击，船桅和烟囱被招宝山炮台炮火击中，舰艉被“南琛”、“南瑞”击中，冒着黄烟逃出港外。
法军在数次攻击失败后，总结出了经验，将军舰驶至南洋3舰火炮射程外，集中攻击镇海口南岸的小港口炮台，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此前早已将该炮台的火炮撤出，仅在炮台内设置一些旗帜作为疑兵。法国军舰未能觉察，自以为得计，对该炮台狂轰了数天，浪费大量弹药。
自此以后，法国舰队便无计可施，只得每日在港外游弋，直至中法停战，再未敢入侵镇海。南洋水师3舰配合镇海守军，最终取得了镇海保卫战的胜利。
北洋水师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可以说是中国重视海权的开始，但是命运多舛，结局大家都知道。
财政问题：北洋海军每年原需170余万两，经过一再删减，最后仅余90余万两，捉襟见肘，维持经常的人事经费已甚勉强，至于再增加装备，则更为不可能
自主性问题：企图自行制造新式的轮船与枪炮。可是其结果并不理想，非但造价昂贵，且所造船炮也多窳劣不堪，无法与洋人相比。受骗于外国人，而在战时又要受其所制。
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 马尾海战爆发
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马尾即马江，是福州闽江下游的一段，马尾港是福建水师的基地。中法战争中，侵略者利用清政府和、战举棋不定，犹豫分歧，便以武力配合外交讹诈来迫使清政府就范。1884年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以“游历”为名，驶进马尾军港。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在李鸿章对外退让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深恐得罪侵略者，影响中法“和议”和列强“调解”，不但不施防范，反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对前来准备进攻中国海军的法国舰队以“友好的接待”。并“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甚至禁止港内水师舰只移动，免使法军产生疑虑。8月21日，中法谈判破裂。23日上午，何璟接到驻福州领事战书后，竟然对水师官兵封锁消息，不准请战官兵“轻举妄动”，而寄希望于乞求法军延期进攻。下午一点过，法舰向福建水师发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未作任何战守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还击。多数舰只还来不及起锚，便被法军优势炮水纷纷击伤、击沉。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运输舰19艘，全部被击毁。官兵阵亡521人，伤150人，下落不明者51人。而法军，5人被击毙，15人受伤（其中包括孤拔）。海战同时，法军轰毁了洋务派经营了近20年的福州造船厂和两岸炮台与无数民房。马尾战败。
清季中国海军建设的不幸还包括它始终未被建成一枝统一的海军。北洋水师、闽洋水师、南洋水师、粤洋水师除了闽洋水师中法战争后受南洋水师节制外，三大舰队一向互不统属，甚至严分畛域，互不应援，见死不救。甲申闽海危机四十余日，朝廷一再严旨催促派舰驰援，只粤洋水师派了两三艘军舰到闽江口外游弋作势，实力较强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却以实力不敌，守口尚且力量不足为由拒不发兵。待到皇帝切责“实在可恶”不得已出动时，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了。究其原因，仍要追述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汉族地方军阀势力则大大膨胀，兴办海军几乎成了这些军阀兼封疆大吏的私事，因此甲午朝鲜半岛和黄海上空战云密布时，中国三大舰队和甲申闽海危机时一样，仍旧不能合势御敌。北洋水师既无望于南洋水师，遂不得不以一隅之力去搏日本全国海军之师。
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在中国北部边境的扩张导致了一些对中国人极为不利的条约。这些条约都具有某种海权的含义。例如，在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中国人屈服于俄国人的要求，承认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的领土属于俄国，而将乌苏里江右岸与大海之间的那块中国领土归两国共管。两年之后，俄国在《北京条约》中强行夺得了乌苏里江右岸以东的这片中国领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俄国勾结德国和法国，剥夺了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所有权。一年后，沙皇俄国夺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直接将苏联的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然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存在着不利的因素：冬季厚厚的冰层严重地妨碍了商船和军舰的航行活动。于是，俄国在1898年获得了对辽东半岛为期25年的租借权。而且他们还有权从中东铁路的某一点延伸修建一条通往不久前夺得的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两个不冻港的铁路。这条铁路于1902年竣工。
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继续扩张并企图吞并整个满洲。俄国这一行为的结果导致了与日本的冲突，因为日本也对满洲抱有企图。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对旅顺港实施了突然袭击，从而爆发了日俄战争。后来，日本在1905年5月著名的日本海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
1905年9月，日俄签定了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满洲的大部分权益让与日本。俄国所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继续对中东铁路北段实施行政控制。
日本打败俄国对沙皇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耻辱。1917年末，俄国爆发了革命，从而使沙皇在西伯利亚和北满洲的活动暂时陷于瘫痪。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苏联宣布了对中国的新政策：取消沙皇对中国的一切条约。
两年过去了。后来在1922年8月，一个名叫阿道夫.乔菲的苏联使节来到了北京，要求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乔菲在遭到北洋军阀政权的拒绝后便南下拜会了孙中山。当乔菲谈到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国情和向孙中山表示苏联将支持他实行国家统一和独立自主的政策时，他赢得了孙的友谊。
数月之后，北洋军阀也开始欢迎苏联人，于是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条约要求两国恢复关系和苏联撤离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军队，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此外，条约还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不过，苏联在后一项所做出的让步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因为满洲军阀张作霖在1922年就已宣布三省自治，而软弱的北京政权被迫妥协。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了他在满洲的自治权。苏联与张的这个协议同早些时候和北京订立的那个协议基本相同。该协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承认双方在边境河流中的通航和维护边境线安全等问题上具有平等的权利。
海军的变化
早在1924年。苏联就开始制定渗透中国海军的计划。他们对孙中山的广州海军和北洋军阀的主要兵力没有任何偏向，因为这两支兵力都是苏联人煽动的对象。广州海军主要是由广东和广西的本地人组成，这些人是孙中山从当地的海员联合会中征募来的。
苏联对福建人控制的部队的图谋，都概要地记述在一份保密文件中，但这份文件被张作霖的部队于1927年闯入苏联驻北京使馆时缴获。一名被指控混入中国海军其身分尚未查明的苏联人曾报告说(以下是部分节录)：
“在巡洋舰‘海容’号上服役的水兵们经常抱有一种对抗情绪，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现象。我们确实必须利用该舰的上一次事件来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反抗性。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具有浓厚的本省观念。因此，要想在该舰上进行煽动工作，就有必要找到一些抱有企图的福建人。最近，狭隘的爱国主义在海军司令部的人员中十分流行。我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危险，值得我们考虑。我的意见是，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时只能进行缓慢的煽动工作。我感到，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教育上，以便在那里创造一种真诚的和稳定的因素。特别要注意发展‘新水兵联盟’中的核心力量，而且煽动工作首先必须从这些核心力量开始。”
这位苏联特务的计划还详细地记述了有关中国海军所有高级军官的背景情况以及对他们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和是否能接受影响的判断。此外，它还详细地记载着每艘中国军舰的作战能力和现状。
在这个计划中，苏联人的估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孙中山的广州海军难以进行政治转变。举例来说，军队内部异常腐败以致大多数官兵都在进行走私和行贿。该计划还对“中山舰”有以下一段描述：
“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对该舰的舰员进行政治宣传，因为这些士官和水兵们的秉性都十分凶恶和残忍，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广西人，地方观念非常强烈。多年来，他们一直走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他们抢走鸦片，用人民的血汗来发家致富。为了中饱私囊，他们无所不为。他们渐渤地变成了富有者，而与这样一些人是无法谈论革命的。当前，国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支付该舰的一切维修保养费用。”
尽管苏联人作出上述悲观的估计，但他们仍设法渗透到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并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和解。他们密切合作力图建立一支能北上消灭军阀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周恩来担任了蒋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一些外国的共产党人也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例如，在军校最初几年的活动中，蒋介石在广州有一个极有影响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在苏联顾问团中有两名海军顾问，他们是安德烈.S.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的中文名字叫琅桑喀，他是一个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而又粗暴、雄辩的人。苏联的一个检查小组后来称斯米尔诺夫不是一个“以极大的热忱为中国海军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人。”
蒋介石极不甚欢布勃诺夫，这位中国领袖对布勃诺夫在1925年11月临时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而感到极大的不快。实际上，蒋已开始怀疑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除与国民党合作外还有其它目的。
布勃诺夫的提升带来了中国共产党人李芝龙的晋升，李芝龙担任了广州海军司令。当李计划阻止海军内部的非法走私活动时，他却无形中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急迫需要提供了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芝龙、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逐渐成为广州海军的批评对象。当共产党人正在进一步查明海军中的非法活动时，许多海军军官感到他们的职位受到严重威胁。
广州海军与苏联顾问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反映出在广州普遍存在的意见分歧。一对间，对立的团体组织蜂起。在国民党于1926年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领导权几乎全部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此时，蒋介石提高了警惕。1926年2月16日，他免去了所有苏联人的行政职务。10天之后，他又逮捕了中国广州卫戍部队司令，遗责他与布勃诺夫稿阴谋。当左派汪精卫(孙中山的继承人)未能对布勃诺夫采取行动时．蒋介石决心以政变的手段来控制广州。
这时，政变的迹象尚不明显。从表面上看，当时在“中山舰”上的李芝龙于3月18日命令该舰及其姐妹舰“宝壁”号驶离广州前往黄埔。蒋介石在广州听到该舰擅自行动的消息后十分不安。据李芝龙说，就在这时，蒋得知一个苏联军事检查组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当李芝龙3月19日打电话给蒋时，这位大元帅命令他立即返回广州接待来访的苏联人。然而，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蒋已去汪精卫那里并请求他对共产党采取坚决行动。实际上，蒋根本没有心思去接待来访的苏联检查组，他在和他所信赖的
两名陆军师长密谋在第二天发动政变以夺取广州。
那天晚上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中山舰”停泊在广州军官俱乐部前面，舰员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蒋介石把这—行动视为企图对他进行绑架。后来他曾写道，他认为李芝龙和苏联人打算把他捉上“中山舰”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蒋介石怀疑对他绑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他却利用了这一事件来为其第二天的政变辩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二O”事件就是国共合作分裂的开始。最后的破裂终于在第二年成为事实。
1929年的中苏危机
1929年秋，中苏两国的江河部队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海军冲突。这是中苏之间小规模边界冲突中的一次，是由满洲新军阀张学良为夺取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引起的。为此，张学良的满洲海军司令沈鸿烈卷入了这次冲突。
据我所知，冲突的详情没有文字记载。下面一段介绍是我根据沈鸿烈给中国海军史学家李哲全的一些口述材料翻译而成的：
1．同江战役中中苏海军的态势
当时，中国海军的吉林——黑龙江防御舰队有以下舰艇归我指挥：“江亨”号(排水量为550吨)，“利济”号(166吨)，“利绥”号(110)，以及“江平”号，“江安”号，“江泰”号和“江通”号。当苏联人发动进攻时，我正在渤海的长山群岛作巡回检查。在我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后，我立即派兵增援那里的舰队并下令戒备，然后拨调了重炮和其它军事装备。1929年8月9日，我同其他一些指挥官一起火速赶到哈尔滨作战前线。
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周围是一片沼泽地。中国舰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这一带的浅水区，但敌方的大型舰艇就不行。我们的防御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陆上防御和水上防御，海军舰艇“江亨”号、“利济”号和“利绥”号部署在前方。(“江亨”号具有很强的火力)其它掩护舰只(商船)则配置在汇合区作为预备和防御兵力。“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等舰上装有用来欺骗敌人的大型木制火炮。第一道防线设在汇合处，那里备有鱼雷；二道防线设在三条河中，河内设有障碍物。一些报废的商船连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秘密的流动船队，并被拖往沼泽区，隐藏在那里以便提供炮火支援。这些隐蔽
的商船可随意拖往任何地区。
陆上防御战略是这样计划的：汇合区的尽头可用来控制苏联舰艇所使用的河道。这个任务将由海军陆战人员从岸边进行火力射击来完成。为了防止敌人采取突袭行动，我们将一个营的兵力配置在河岸背面。我们还建立了鱼雷发射台和观察站。作战司令部就设在同江城内。苏联的飞机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开始进行侦察，但他们没有发现那些隐蔽的商船。
于是，我命令部队要常备不懈，并随时击退敌人的进攻。苏联人自恃其兵力优势，估计我方不会首先开火。他们的舰艇在河中抛锚。行动起来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们的部队却在紧张的准备和警戒，尤其是部署在沼泽地区的水兵，因为他们暴露在烈日之下，饱受各种蚊虫的袭扰。他们很想发起攻击以便尽快结束战斗。然而，他们却静静地理伏在那里，等待着战机的到来。
2．海战经过
1929年10月12日晨，当“利绥”号溯流而上驶往汇合区封锁线时，9艘苏联舰艇突然向我方的“利绥”号以及锚泊在江上的“利济”号和“江平”号开火。“江亨”号己于几天前驶往富锦。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利绥”号上。苏联飞机也开始坟击“江安”号和“江泰”号。由于苏联人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火力，他们的舰艇仍锚泊在原地，并疯狂地朝我舰开火。
此时，我舰“利济”号发出信号，要求全舰队起锚并还击，集中所有火力打击敌舰。于是，中苏海战开始了。伪装的“江安”号第一个起航，慢慢地驶近苏联舰艇。此时，“江安”号的舰长已计算出他的舰至锚泊的敌舰的距离。他的第一个火炮齐射就一举击毙了敌方部队的司令官、参谋长和上述两人搭乘舰的舰长。这一艘苏联舰艇在遭到严重打击之后便开始下沉。可悲的是，共余的苏联舰艇还弄不清中国的火力来自何方。3艘敌舰被我隐蔽的商船和炮艇重创。我方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利济”号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战斗后沉没。“利绥”号被重创，它的一门火炮被击毁，它带着重伤撤离火线。其余舰艇“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原是商船，火力较弱，经不住敌人的正面攻击。“江泰”号的舰长阵亡。“江安”号被直接命中，引起爆炸。“江安号”的轮机舱被直接命中，在舰员们弃舰后即行沉没。受重创的敌舰与我舰仍停留在作战区；而一些受轻伤的舰艇则撤出了战场。同江海战就此结束。
不久，敌人占领了三江口(即汇合区)。然而，汇合处已被我军布设了水雷。因此，当苏军在那里登陆时，部队遭受极大伤亡。敌人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扫清水雷。
1929年10月29日，苏联的陆、海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位于上游的我方富锦县发动进攻。当日下午4时，5艘敌舰进攻富锦。我与几位参谋军官登上“江亨”号，火速实施反击。苏联飞机以6架为编队对我舰艇进行轰炸，但均未击中。我们用重武器射击敌机。
第二天，我陆军前线被敌突破，我们只好向封锁线撤退。苏联舰艇和地面部队企图向我封锁线实施正面的合同攻击。但在“江亨”号猛烈的炮火射击下，敌人未能得逞。但我方终因弹药耗尽不得不凿沉封锁船以阻止敌人的接近。苏联陆军部队终于占领了富锦，敌人的海军部队也利用小型舰艇穿过封锁线。随后，苏联部队从汇合区撤离，他们从富锦县掠去了食品和补给品。
正当双方准备进一步交战时，英、法、美三大国于12月3日向中苏发出公报，要求双方停火，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此时，中国已意识到其前线已处于危急之中，许多个战略地区已被苏联占领，加之日本在南满洲的煽动活动和接二连三的内战，于是，中国接受了三大国的调解。中、苏两国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了谈判，并于12月22日签署议定书，从而结束了这场中苏战争。
同江战斗的伤亡情况如下：(1)中方；“江泰”号的舰长阵亡；100多名其它舰上的官兵和陆军官兵阵亡；“利济”号、“江平”号和“江安”号沉没；“利绥”号被击伤；(2)苏联方面11艘舰艇沉没，3艘受重伤，4艘受轻伤；两架飞机被击落；100多名官兵被击毙。
日本
苏联在黄埔的所作所为和在满洲的战争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对中国北部仍有着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野心。对此，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不过他们在该地区的扩张活动稍加掩饰而已。
有关日本在这段时期卷入中国的大部分背景情况，前面已作过介绍。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值得提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海军在日本的卷入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例如，在1914年，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与日本海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一次小误会，差一点酿成一场中日海战。中国巡洋舰“海圻”号从上海出发，驶往其活动海区，准备在那里进行例行的海上训练。当该舰驶离长江口时，恰与一艘迎面驶来的日本军舰相遇。根据国际惯例，日舰向“海圻”号鸣了礼炮，中国军舰也还了礼。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在看到日舰喷出13个烟团后，也发了13响礼炮。后来，日舰向“海圻”号发信号，询问中方发出多少发礼炮。当回答是13发时，日本人便抱怨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他们鸣了
15响礼炮。为此，日本人几乎摆出一副临战架势，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悻悻地离开了。后来，这件事在北京被作为一个外交关系问题提了出来。袁世凯被迫向日本人陪礼道歉，并命令“海圻”号返回日舰在上海的地点，重新发出15响礼炮。林葆怿遵命，但这次日本人却没有还礼。这一耻辱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海军的谈论话题。
就在这时，日本不顾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持的中立态度，向山东省派遣部队，以取代德国在那里的地位。在未遭到西方国家的谴责之后，日本得寸进尺，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共分五个部分，有关要点如下：
1．解决日本近期所占领的山东地区问题。
2．明确日本在满洲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地位。日本试图使中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天然的”地位，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允许租借旅顺港和大连，为期99年。
3．保护日本在汉冶萍钢铁公司的利益，该公司位于华中，与日本资本家有密切关系。
4.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中国将任何港口、港湾或沿岸岛屿租借或割让给任何别的国家。
5．控制中国政府。中国同意在贸易和军事组织其中包括警察、军械、武器购置和福建省的发展等方面，只能聘用日本顾问。
对此中国政府企图拖延搪塞，并在报纸上刊载了这一秘密文件，以指望西方国家出面乾预。但除了对日本进行口头谴责外，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日本进一步采取行动。5月7日，日本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袁世凯屈服了，并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前四个部分。
袁世凯屈服后立即出现了如下一些后果：首先，无限地推迟了美国伯利恒公司在福建帮助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的计划。这恰好迎合了日本人，因为“二十一条”中的第五个部分就是要制止美国海军对该省的渗透。第二，8名中国海军军官和学员于1918年被送往日本接受海军训练(到1920年，只有两名军官在日本受训)。第三，日本向中国海军派出一个小型顾问团，讲授无线电报和旗语信号。实际上，这个顾问团企图把日语作为中国海军的官方语言。第四，日本将一名唯—研究中国海军史的海军史学家派到中国海军部任职。
二十华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所缓和。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正在采取一种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主张同其他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日本的这种软化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反日暴力行为和抵制日货时，日本不想采取报复行动。
形势恶化
到二十年代末助，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态激发了新的军国主义的幽灵。随着日本人加紧对满洲南部的控制，新的摩擦开始发生。日本的这种举动无疑引起了共产党苏联的不安。
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着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蒋介石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将军进行了如下交谈：
蒋介石：我们认为，美国人一直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