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屡屡在国内搞得沸沸扬扬，其实那本教科书算的了什么，各位且来看看这本六十年代曾经在日本学界受到很高评价的“权威”著作就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右翼经典之作，南京屠杀不仅只字未体，侵华战争仅仅叫做“中国事变”，英美则被斥为“国民党的看门狗”，而太平洋战争完全是美国的责任，更刺激中国人的是，书中竟然明言“满洲从历史看未必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这也不奇怪，本书的第一作者服部卓四郎早年曾是日本陆军部作战课的大佐，自然会站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当时）的立场说话，此乃屁股决定脑袋。尽管观点不敢恭维，此书的资料确实非常全面而完整，所涉及的史实也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自序
自从这场旷古未有的大战遭到空前惨败以来，已经7年了。我们终于迎来了独立的新日本的新春。然而，新日本的前途果真是通往光明的平坦大道吗？如果在旧时代，或许说现在正是迫切期待伟大的哲人、政治家、科学家出世之秋。可是，当今的时代，不应该徒然坐等伟人的出现，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士，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我确信，新日本的兴亡安危将系于此。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通往将来的发展路程，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经常回顾过去，认识现在的处境，并且展望未来。这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据说拿破仑战争时期，菲希特在窗前一面眺望心爱的祖国首都柏林惨遭法军铁蹄蹂躏的痛心清景，一面讲述了他的名著《告德意志人民》一书。据说这部书讲述了日耳曼的历史，呼吁要恢复真正的德国人的本色。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战争中竟两次出任大本营陆军部的作战科长。我固然是个微不足道的渺小存在，但毕竟是所谓处于战争漩涡中的一个人。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从中国大陆复员归来，马上又在复员厅史实部继续担任复员局的资料整理部长，工作了约6年之久。从昭和22年（1947年）起，又兼任驻日盟军总部历史科的工作约5年左右，埋头于搜集、整理大东亚战争的资料和编写战史。在此期间，我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深人的反省和研讨。战争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但在某种场合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
大东亚战争真正是日本的悲剧。阵亡约260万人，残废的15万人，再联想到比这多好几倍的死者家属，就更加令人悲痛欲绝。正因为如此，我决心抑制悲痛，以全副精力攻下这部战史。幸而在去年昭和27年（1952年）年底，我得以辞去一切公职，埋头于实现几年来没有完成的编写战史的悲壮心愿。
诚然，我个人也有应进行反省与感到惭愧之处，同时对个别问题我也不是没有一些批判意见的，但这部书不是我的回忆录，而且我也深深知道我并没有这种资格。我在执笔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我个人的过去一切的束缚，坚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努力探索史实真相。因此，我不但没有回避记述那些显然属于错误和失败的史实，相反，还不惜占用不少篇幅去阐明被埋没在战败名下的各战场上我陆海军英勇奋战的事实真相。总的说来，是想使其具备综合政略和战略两方面内容，对政略和战略作全面的史实说明。也就是说，打算紧凑地写成包括战争指导、最高统帅、各方面的重要作战和战斗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的一部史书。
编写战史本来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不是我个人所能胜任的，幸亏得到各位同事、友人的全面合作和支援才勉强成书。特别是这些人当时都是主管各部门工作的，他们从大局观点出发，为我提供了秘藏的官方记录、机密日志、日记等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珍贵材料。战争刚结束时，陆军曾发出烧毁官方文件的指令，建军以来的重还希望它在此时此刻会多少起到一点作用。
秋草已枯尽，严冬花无踪；且待春日暖，满目又青新。
必须寄希望于未来，迎着曙光，奋勇前进。转祸为福，我是坚信不疑的。
—— 服部卓四郎 识 昭和28年（1953年）2月于世田谷大原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