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多属故纸堆，常只为历史学家们所玩味，与平头老百姓始终是隔着一层的。尽管五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留下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贤也早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往往说者众，做者少，而《资治通鉴》也不过是帝王专用的治世宝典。
出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先生，在做了很多年的历史学家后，忽一日觉得“在专家们严谨的研究成果中，应有人担任中介，使故纸堆的资料，转化成生活中可以对照的镜鉴”，于是“以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及若乾朝代的政治特色，来讨论企业领袖及企业组织的变化方式。亦不外借取其中的一些通性，使我们对于今天的变化多一份领悟。”由此，我们才有幸看到其所著的《从历史看管理》和《从历史看领导》。两书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照。
如果我们把治理国家看作是管理企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运作，只是期间不停地改组、变换。而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系统。许倬云说，“我涉猎管理学，是由文官制度切入的。”
一个政权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把其权力经过中央传达到下层或四周，四周有的与它平等，有的不平等。依照平等程度，许先生将四种典型的国家管理模式类比成目前通行的企业管理模式。历朝历代的分崩离析，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管理模式的不适应。比如西周的分封列国制度（封建制度）就是连锁网络，类似麦当劳的连锁经营；秦汉开始的郡县制度则为树形网络，类似总公司和分公司制度。而郡县分割往往成就了地方力量，后者一旦足够自主，拥兵自重，有自己足够的资源，便寻机独立出去，“总公司”也就瓦解了。
而唐朝盛行的羁縻制度就是加盟网络，类似代理行；至于清朝的理藩制度则是联盟网络，类似公司结盟，即战略合作伙伴。
在中国做管理，不懂得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很危险的，后者是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和文化DNA造就的。与较为散漫、肤浅的中国式管理学说不同，许先生基于雄厚的历史功底，以“管理考古学”的概念，重新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管理学的“东方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