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Timequake)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一阵目瞪口呆的惊诧之后，我突然对作为小说家的冯内古特产生了一种“顿悟”，对他作品的基调同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对所有既定规范都可以采取玩世不恭的嘲讽，甚至包括对代表自己尊严的签名的神圣性进行侵犯。综合他的小说来看，作家的这种态度既产生于一种愤世嫉俗的放纵，也产生于一种无所谓的退避，自嘲自得，两手一摊，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这是黑色幽默，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心灵震颤。

弥漫于《时震》字里行间的，正是这种愤怒、无奈、玩世态度的综合体。这种态度也正是人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时震》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小说出版后，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再写另一本书了，十分肯定。我已经厌倦了。”于是，《时震》成了年近八旬的冯内古特的封笔之作。作家毕竟年事已高，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喟叹，掺杂于“人生荒唐”的一贯态度之中，形成一点小小的矛盾。除此之外，冯内古特仍然洞察敏锐，笔锋犀利，不拘一格的随意之中闪现着睿智和幽默，丝毫没有“迟暮老者”的缓钝。读者感受到的是冷峻的滑稽和敏捷的思辩。

我们很难为《时震》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因为《时震》没有完整的故事。它由许多互不关联的片段组成。作者虚构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时震”，或者说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宇宙中的时空统一体出现了小故障，突然收缩，产生“时震”，将世界弹回到十年以前，具体从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退回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然后开始重播。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在一种“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主导下，完全一样地重复以前所做的一切——“赛马时再押错赌注，再同不该结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说中进行着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时震”结束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片不堪收拾的混乱。

《时震》只提供了一个大背景，用的是冯内古特擅长的科幻小说模式。但是，小说中的很多部分与这一大背景无关，互相之间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内在的联系，像抛撒在地面上的一把碎石：散落的沙砾中有一颗形状奇特而显眼的鹅卵石，但你很难说明其中的结构和关联，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包含的意图和指涉的内涵。

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对《时震》也许会感到迷惑、茫然，甚至反感、愤慨，谓其不知所云，怀疑作家是否负责任地进行构思创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时震》没有中心，没有情节，没有开头和结尾，没有前后时间顺序，没有逻辑规律，人物的行为没有明显的动机和目的，作者的叙述也似乎没有想要说明的观点。如果读者依凭理性，期望解读故事、寻找意义，那么，结果可能一无所获。《时震》无意取悦读者，满足他们对故事的渴盼、对“内涵”的期待。也就是说，阅读《时震》，读者必须改变业已养成的阅读习惯，放弃传统的“阅读期盼”，调整评判标准。不然，他就无法阅读。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当代着名小说家，也是起自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之一。后现代主义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多争议的概念，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是量变，与现代主义之间难以划出明确的界线；有人认为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次大转向和质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是进入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产物；有的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艺术倾向；有的将它理解为西方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对后现代主义众说不一，但有两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至少肯定包括文学现象；它与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先前的文学表达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同。

那么，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时震》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提供了典型范例。

首先，像其他被标榜为“后现代”的作家一样，《时震》的作者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种理想、目标、纲领之下进行创作，不谋求表达明确的信仰和意义。小说家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如尼采所说，“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因此，文本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是飘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时震》中，宗教的权威被剥夺，连《圣经》中的“创世纪”也被篡改重写，撒旦变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则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间，拯救着世界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咒语：“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这句话就如同“芝麻开门”一样灵验，激活了一个个麻木的人。你不能追问缘由，因为小说中理性没有地位。读马克·吐温或海明威，我们一般能知道他们想说明什么，以及他们潜藏于文本背后的褒贬态度。但后现代主义作家消解一切现存准则，拒绝被合理地翻译阐释。